2023年11月7日晚，我院邀请到了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刘泱育副教授，围绕库尔德利和赫普的《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与赫普的“深度媒介化”，作主题为《帘幕无重数：当我们谈论“深度媒介化”时，究竟在谈论什么?》的在线分享。我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杰教授作讲座主持。

刘泱育副教授首先从学术界当下对“深度媒介化”概念的使用入手，提出了本次讲座的核心问题：“谁的深度媒介化”。他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视角切入，引入了“前见”概念去解读核心问题。“前见”包含了在理解之前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由社会实践决定的价值观和理解的社会对象构成三个方面。“前见”又分为“合法的前见”和“盲目的前见”，刘泱育副教授用“偏向”和“偏见”来类比二者，认为“任何立场都预设了偏见”，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需要注意“合法的前见”，并克服“盲目的前见”。他认为，社会实践决定的价值观可以分两种：第一种是自觉的实践，也即理论指导实践；第二种自由的实践就是情感指导实践。由于“深度媒介化”的“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的不同，刘泱育副教授鼓励中国学者基于世界领先的传播基础设施，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成果。

随后，刘泱育副教授重点介绍了“深度媒介化”的整体学术脉络，依循利文斯通-库尔德利&赫普-赫普-中国学者的思路讲述“深度媒介化”概念的使用及演变。学者利文斯通在2008年就职国际传播学会主席时发表的演讲《论一切的中介化》为学者库尔德利与赫普提供了启发。譬如赫普在该书的第十一章尤其是第一节重点探讨了“深度媒介化”，这不仅来源于他和库尔德利之间频繁的学术交流，也成为了他的下一本著作《深度媒介化》的灵感来源。《深度媒介化》同时又成为了刘泱育副教授理解《从“型构”到“互型”：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figuration”来龙去脉》中核心概念“figuration”的重要理解依据。在梳理中国学者对“深度媒介化”的研究时，刘泱育副教授介绍了喻国明教授的《“深度媒介化”：媒介业的生态格局、价值重心与核心资源》，该文认为现有的媒介化讨论的大多是聚焦媒介对社会其他领域的他律作用，从而忽略了媒介不仅在重构整个社会，同时也重塑了自身场域这一事实。

刘泱育副教授认为，“差异性发文”是当前学术界应该重视的一项技能。尽管中西方都在使用“深度媒介化”这个概念，但彼此关注的重点并不一样。利文斯通的《论一切的中介化》以媒介的数字化浪潮为预设；库尔德利与赫普的《媒介的中介化建构》同利文斯通有差异化区分，认为数据化更偏向贬义；赫普则站在行动者群组的立场上，在《深度媒介化》中探讨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喻国明教授的差异化在于社会对媒介的影响，在《“深度媒介化”》一文中讨论深度媒介化对传媒业本身的影响。随后刘泱育副教授简单介绍了利文斯通、库尔德利、赫普三人的研究范围出现了共同的兴趣交集，那就是对“数据化”的批判。

回到最初的问题，当我们在讨论“深度媒介化”时，究竟在讨论“谁的深度媒介化”。刘泱育副教授对当下的“深度媒介化”研究分为“未曾读与作为描述性概念的深度媒介化”和“知识语境中作为理论概念的深度媒介化”。前者并未深入阅读过相关的理论著作，仅将其作为“帽子式”的描述性理论；后者则需要在了解其理论著作的基础上关注其语境，明确“深度媒介化”之间的差异性表达。刘泱育副教授借用复旦大学殷晓蓉教授的话回答：“究竟站在哪一脉络上谈论深度媒介化？需明确学术问题的探讨要进行范围限定，只有站定理论脉络，才能和他人实现对话。”

最后互动环节，针对“行动者群组”“媒介化与中介化的区别”“物质性媒介”“深度媒介化的理论与经验性研究的衔接”等诸多问题，刘泱育老师及现场师生展开了探讨，并回归到对《现实的中介化建构》和“深度媒介化”的理论发展脉络上。